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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莫干山(四)


莫干山(四)

在前后两次建设高潮期之间还有一个与其首尾相叠的时期,称为权属变更期,时间从1924年至1929年。所谓权属变更是指洋人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变卖或抵押给中国人。

莫干山镇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方称之为“通商战争”或“第一次英中战争”,这场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是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的开端),清政府被迫开放口岸,但并不允许外国人在租界以外的地方买地建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是专制统治阶级塑造和奴化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法理基石之一,几千年来的浸淫,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至今未有根本的改变。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称第二次英中战争),清政府总理衙门不得不应允“传教士入内地置买田房产,写明教堂公产字样,立契之后照纳中国律例所定。如卖契、税契之费,多寡无异,卖业者毋庸先报明地方官。”

林中别墅

外国人在莫干山买地建别墅是在上述条款的掩护下,假借教会的名义进行的,经不起认真追究。1898年他们建立了“莫干山避暑会”,在此后近三十年的时间内,避暑会借口“自治”,充当着莫干山行政管理者的角色,他们制定的许多规定和措施自然是偏于保护外国人的利益,有些还涉嫌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引起国人强烈不满。

登塔山那次住在这个房间

1924年起,浙江地方政府对外国人在莫干山买地建房开始采取限制措施。1925年起又在三桥埠设卡,规定非教会人士上山必须验证由中国政府签发的游览证照(解放后在出上海的公路上也有“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的警示,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取消)。1928年5月15日,浙江省国民政府第104次会议通过《武康莫干山管理局案》,省主席张静江颁布《浙江省莫干山管理暂行组织条例》,宣布成立莫干山管理局,收回莫干山的管理权,并开始征收房警捐。

路旁的老别墅

在社会舆论和限制措施的力度不断增强的压力下,从1924年起外国人在莫干山建造避暑别墅的行为就已处于停顿状况,1926年他们开始变卖或典当别墅和地产。从此,洋人在莫干山拥有的土地和房产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29年,莫干山上别墅总量已达242幢,而外国人名下的数量则减少到78幢,约占总数的35%。

毛泽东主席下榻的别墅门口

1937年到1945年是中国的全面抗战时期(抗日战争应从1931年算起,到1945年凡一十四年),也是莫干山别墅建设的停滞期。莫干山是在1937年11月20日沦陷的,战争期间基本上没有游客上山避暑,山上别墅日见荒芜,部分房屋毁于战火。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国民政府逃离大陆为恢复期,在此期间部分别墅得以修复,上山避暑的主要是国民党的官员和政客,新建别墅寥寥。

毛泽东主席下榻的别墅

中国近代四大避暑胜地的发端如出一辙。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发现了庐山长冲这块风水宝地,而后成立牯岭公司,开始对庐山风景区的开发。1893年参与修筑津榆铁路的英国总工程师金达发现了蓝天碧海、沙软潮平的北戴河后在京津两地大力宣传,鼓动和吸引了大批外籍人士前往建房避暑。1949年后这两处避暑胜地长期成为中央重要会议的场所和高级干部们的避暑地。鸡公山则是在1903年才被美国人李立生和施道格所发现并加以开发。这四大避暑胜地都是由外国人先行开发,管理,而后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由清政府或后来的国民政府收回管理权。

毛主席下榻处

避暑地的出现是近代中国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欧美人士对中国东部夏季炎热潮湿气候的不适应。莫干山能在上世纪初迅速地成为江南地区的避暑胜地,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气候及地理条件。天目山西高东低,莫干山是其余脉,从杭州湾吹来的海风可以畅通无阻地掠过杭嘉湖平原进入莫干山,来自太湖的凉风也可沿着莫干山的斜坡飘然而上。气象资料显示,莫干山夏季的日平均气温要比上海低4°,比杭州低4.7°,比南京低7°(均为摄氏度),是人口稠密的沪杭宁地区难得的清凉世界。它东距上海190公里,北距南京280公里,南距杭州45公里,在地理空间上占了非常有利的位置。

解放后专门接待将军以上干部的别墅

客观而言,莫干山避暑会与教会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不大。洋人假借教会的名义在山上买地和修建别墅是事实,夏天有传教士上山避暑也是事实,但是将“莫干山避暑会”的劣行归咎于教会或传教士恐怕有失公允。避暑会是由别墅业主和开设旅馆、网球场、餐厅的外籍经营者组成的民间组织,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经营秩序,避暑会与教会没有隶属关系。传教士上山避暑更是个人行为,不应与避暑会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

颐园别墅的围墙和拱门(建于1930年)

教会在欧美国家属于非政府组织,在经历了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实行政教分离作为西方政治的主流观点,已成为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学的一项基本原则。教会不接受政府捐款,也没有为政府传播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义务。

山间观景台

去西班牙巴塞罗那旅游,游览神圣家族大教堂(简称圣家堂)是一个必选项目,这个教堂的建设工程便是政教分离原则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教堂由西班牙杰出的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设计,建设费用由教会自筹。工程自1882年开工后,因教徒的捐款跟不上工程的进度,一百多年过去了,教堂至今仍在建造之中。加泰罗尼亚省和巴塞罗那市的政府曾多次愿意提供资金以助其竣工,但都遭到了教会的拒绝。教会曾根据筹款的情况宣布,圣家堂会在2026年高迪诞辰100周年时完工,最近又说资金出了问题,可能会拖到2036年甚至更晚。

怪石角石门

那些在世界各地传播福音的传教士不拿母国政府工资,也不为政府工作,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是受上帝的呼召而去传教的。到遥远且相对落后和贫穷的异国他乡传教,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和未知的风险,必须具备献身于宗教事业的牺牲精神。一些教士自发地向所在的教会申请来中国传教,经审查(包括神职资格、学识水平和品德教养)合格后由各教会负责传教的机构派往中国,这是晚清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基本组织模式。

山路边的双亭

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是在唐高宗年间(公元650—683年),唐人称之谓景教。高宗(李治)准其在长安修建教堂,因传教士阿罗本系波斯人,故被称作波斯寺。武宗(李炎

公元841—846年)时,毁天下寺院,勒令僧尼还俗,景教也受到牵连因而被禁,就此衰歇无闻。在明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记述了阿罗本在长安传教的经历及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该碑现存于西安碑林第二室,为国家一级文物,上次到西安,特地去看了一眼。

坡上的老别墅

元世祖(忽必烈)时(公元1260—1294年),意大利传教士孟德高维诺(Monte

Corvion)奉罗马教皇尼古拉斯四世之命从印度来华传教,得元世祖许可,在大都(今北京)建教堂四座,教徒颇众,但多为蒙古人,元亡后便又中绝。

老别墅中的回廊

到明万历八年(1580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原名Matteo

Ricci中文译名

玛提欧·利奇)等人来中国。先到澳门,后在肇庆一带传教,在此期间,他编撰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开始译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1599年和1607年利玛窦两次进京觐见明神宗(朱翊钧),神宗赐其住宅,次年又准其建造天主堂。其时信徒有二百余,多为热心研究西洋科学的人,其中包括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等。在利玛窦之后接踵而来的着名传教士中还有汤若望(原名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中文译名 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 1619年来华)等,他们在传教的同时,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介绍到中国,从明万历至清顺治的六十余年间,共有一百五十余种西方科技和哲学书籍被翻译成中文。

别致的立面设计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与徐光启等人一起翻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书籍,不仅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科技词汇,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都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的。

有立柱的门廊

但到了清康熙中叶以后,传教的情形发生了变化。原来印度的传教士是受到葡萄牙保护的,中国的传教事业属于印度的一部分,自然也受到葡萄牙的保护。自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以来,并不禁止教徒拜孔祭祖。十七世纪末,法国强盛起来后便自派传教士来中国。一些后来的传教士上奏罗马教皇,认为拜孔祭祭有悖基督教教义。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派特使铎罗(Tourmon)携禁止教徒拜孔祭祖的敕令来北京干涉此事。1707年铎罗发表教令,命不从敕令的传教士即行退出中国。教廷对中国习俗的干涉令康熙龙颜大怒,下令把铎罗捕送澳门,将不守利玛窦遗法的传教士驱逐出境。1717年又规定所有外国人不得留居内地。世宗(雍正)即位后改教堂为公所,禁止人民信教。此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五口通商之前。

又一种不同的门洞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选出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50名外国人。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爱因斯坦、达尔文、伏尔泰、居里夫人,有卢梭、安徒生、易卜生、泰戈尔,还有4名传教士,他们是美国传教士嘉约翰、丁韪良、明恩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半圆拱门

自中国近代史开启到1949年后将外国传教士赶出大陆的一百年里,欧美各国来华的传教士约有数千人,上述四位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份子。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对中国社会的科学启蒙,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一般不是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的,而是通过一些具体的,点点滴滴的行为和举动而起作用。还要指出的是它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习俗礼仪、慈善赈灾等等。

山顶上的老别墅

有篇介绍嘉约翰的文章非常简短,全文如下:嘉约翰(1824-1901年 原名John Glasgow Kerr),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3年来中国,1859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1898年创立了中国最早的精神病医院。1866年成立“博济医校”,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医大夫。1879年该校更名为“南华医学校”并招收了中国第一位医科女生,孙中山是该校1886年招收的学生。1904年合并其他医校后改名为华南医学院,1949年以后成为广州中山医学院,即今日之中山医科大学。嘉约翰在中国传教48年,亲手症治了70余万名中国患者,做过近5万次手术,培养了150名西医,编译西方医学书籍34种,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无可争辩的奠基人之一。

莫干山老别墅

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而言,教育事业都是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传教士们同样充当了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奠基人的角色。1949年之前,传教士们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有东吴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南大学、岭南大学、山西大学。

尖拱门洞

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这些学校被拆散,各系并入其他院校。这些学校有今天的苏州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联合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医学院、山西大学。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今日中国所有的一流名校。院系调整是为了全盘模仿苏联的教育体系,是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同时所有的私立大学全部退出了高教系统。

又一幢老别墅

这次上莫干山,随身还带了一本由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沈迦写的《寻找·苏慧廉》,书中讲到有传教士上莫干山避暑,因此扯出了一段有关传教士的历史。这篇莫干山游记,如果还算是游记的话应该赶紧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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